鲍盛钢：美国政治的怪圈

2018年1月11日 星期四 03:30 AM

文/鲍盛钢

来自/联合早报

Sina Weibo Email

19世纪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Frederic Bastiat）认为，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信念基础上的国家，这一信念与精神就是每个人都自己对自己负责，可以自由处置、安排和管理自己的人身、自己的行动、自己的家庭、自己的生意、自己的社团、自己的理智、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财产。

法律并不像有些人说的是牺牲一部分人的自由，以维系其他人的生存，而是保障所有人之自由的最简单、最公正、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在美国，人们就是这样理解自由和民主的。在那里，每个公民都时刻警惕着保持自己的独立自主性，而正是拜这种自由，穷人有望摆脱贫穷，富人有望保有财富。正是这套制度，使美国人在很短时间内就达到相当高的成就、安全、富裕和平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伟业。事实果真如此吗？

从历史上看，美国的政治与经济就像钟摆一样，一直处于“镀金时代”与“进步时代”之间不断地转换。镀金时代是一个财富与权力不平等的时代，进步时代是一个相对平等的时代。前者以个人主义和市场为主导，主张大市场，小政府，后者以社会和集体主义为主导，主张政府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前者主张减税，后者往往主张增税。

正是因为这种周期性的摇摆，美国历史上形成了两个巨弧，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分析到，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之弧，从极端的两极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而且这两个弧是平行的。具体讲罗斯福新政之前可以称为一个长镀金时代，但是这个时代最终在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中告终，代之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的进步时代。

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既是经济危机，也是信仰危机，人们不再相信自由主义经济学，就如当时罗斯福所讲：“我们向来知道，随心所欲的利己主义是坏的品行。现在我们知道，这还是坏的经济学。”从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美国雄心勃勃地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减少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政策，可以说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中产阶层的社会，当时的经济令所有人有事可做，不仅工作机会充裕，工资也达到空前水平，并且年年上涨。

这一大繁荣时代迄今依然是美国人记忆中的天堂。但是，好景不长，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潮流又转变了，人们不再相信政府，相信计划经济，转而认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繁荣与自由。人们开始信仰里根的信条：“我们的问题无法由政府解决，因为政府本身就是问题。”里根在1980年当选总统时提出了一项计划，其目的是恢复据说曾经存在的、“传说中”的资本主义。保罗·克鲁格曼曾经分析，上世纪70年代以后美国收入的“大分化”，基本上是反向的“大压缩”。

在之前一些限制不平等的制度与规范得到建立，但是之后这些制度与规范遭到破坏，所以这一时期是一个倒退的时期，可以称之为新“镀金时代”。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美国人已经再也无法忍受了，显然潮流又要转变了，曾经的真理又变成了异端，而异端又变成了真理。

30多年前，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充满乐观主义情怀，将其《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一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定为“潮流在转变”。因为当时人们普遍的信念，正在从计划经济转向信仰市场经济。但是，30多年后人们发现，西方社会的潮流又要转变了，这就是民粹主义的兴起，它标志自由主义的终结与一个时代的结束。

目前特朗普时代的美国是否意味美国政治将进入一个新的进步时代呢？事实上，无论是向左还是向右，都证明已经走不通了。那种认为对资本有利的，对社会和国家也是有利的，显然是一种错误。同样那种认为国家应该干预经济，通过两次税收化解社会不平等，也已经被证明是不行的，因为这样无异于大家吃大锅饭，最后结果只能是越吃越穷。事实上如今美国和西方国家就是这样被自己吃穷的。

而特朗普的解决方案是政治上向左，经济上却向右，因为唯有通过改善美国的投资环境，降低税收，让资本投资有利可图，才能吸引资本与产业回流，由此才能推动经济再增长，解决社会就业问题。经济上向右，为的是政治上达到向左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作者原为国际政治学者 现任职于一加拿大国际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