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奈:经济增长并不自然导致制度改革
2021-10-20 17:4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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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奈:经济增长并不自然导致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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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奈,1928年1月21日-2021年10月18日

文 | 雅诺什·科尔奈

来源 | 比较 公众号

编者按: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教授是研究社会主义体制的集大成者。他对中国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直非常关注,为了探究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原因,解释中国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显著差异,他倡导就此问题召开一次圆桌会议。2005年1月14至15日,题为“市场与社会主义——中国与越南的经验和启示”(Market and Socialism:In the Light of the Experiences of China and Vietnam)的会议在香港科技大学举办。在中国大陆和当时在海外任教的许多著名中国学者吴敬琏、钱颖一、李稻葵、许成钢、王一江、田国强、张维迎、崔之元等,以及欧美、越南的经济学家参加了此次会议。与会者就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历史、市场经济改革中的政治经济学、金融市场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等课题向会议提交了多篇论文,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后,科尔奈教授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和《比较》编辑室的邀请下访问中国,进行了一系列讲演和学术讨论活动。这是科尔奈教授继1985年参加巴山轮会议、1999年访华后的第三次访华。在华期间,科尔奈教授以《大转型》为题分别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上海社会科学院做了专题演讲,参加了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与《比较》杂志联合举办的比较经济学学术交流会,并接受了《比较》编辑肖梦的专访。《比较》编辑室综合科尔奈教授此次在华演讲交流的主要观点与内容。时过10年后再看这篇《大转型》,依然处处闪耀着科尔奈的睿智和真知灼见。

01

大转型:转型的概念和制度范式

人类历史上已经经历了一些伟大的转型。在中世纪,人类经历了一次伟大的转型,我们现在又正经历着一次大转型。如果你看欧洲的历史,你会发现从中世纪到现代社会已经经历了一个伟大转型。从绝对的君主制度到议会代议制民主,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从教会统治、精神控制到一个政教分离的世俗社会,这些都证明人类经历了一次伟大的转型,尽管每个国家经历转型的速度与进程各不相同。现在有一些中国人倾向于认为现在的转型过于缓慢,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所经历转型的实际速度并不慢。即使说中国的转型要持续50年或上百年的时间,但与一个世纪前相比,这个速度仍然是非常快的。在东欧,转型所取得的成就相对来说也是较快的。我之所以强调这是一次“大转型”,是因为两方面的原因:转型是一个大事件,有众多国家都置身其中。人们一谈到转型,经常只拿中国与俄罗斯进行比较,今天我想介绍东北欧国家的转型。东北欧地区的8个国家—匈牙利、爱沙尼亚、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共和国、拉脱维亚、立陶宛、斯洛文尼亚于2004年加入了欧盟。尽管从国土面积、人口等方面这些国家加在一起也远远不及中国,但入盟国家却经历了一次“大转型”,其中既有成功,也有不足。它们的故事未必会在中国发生,但它们的故事却值得中国倾听。转型是一个大概念 ,它包括了许多方面,甚至是一些细小的转轨进程。有人把转轨仅仅简单归结为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轨,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转型并不仅仅只包括经济的转型,还包括了生活方式、文化的转型,政治、法律制度的转型等多个方面。这些转型有可能是同步推进的,有可能是有前因后果的。

1998年,柏林—勃兰登堡学院曾经邀请我就“转型范式”发表看法,当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我逐渐发现,自1989~1990年后,虽然政治家、记者和学者频频引用 “转轨”(transition)和 “转型”(transformation)这两个词,但是这两个词,尤其是转型范式显然是被误解了。我由此提出了一个 “制度范式”(system paradigm)的概念或者说研究方法,在我看来,“制度范式”似乎更有用。这个“制度范式”的主要属性可以简单概括如下:

(1)采用制度范式的研究者把体制看成一个整体,强调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尽管知道局部分析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但这些学者在其研究领域内基本不采用单纯的局部分析方法。

(2)制度范式不属于任何传统的分科(如经济学、社会学或政治学)。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综合性和一般性的社会科学流派,其重点是研究具有不同社会功能的各个领域之间的互动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

(3)相对于短期经济、政治或文化问题,以制度范式为指导的研究者更关注长久的制度,所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都是在特定制度框架内发生的,而且制度对它们的发展历程具有重大影响。在这里要特别注意两种 “制度”之间的区别 ,这两种制度就是在演化过程中历史地形成的制度和作为官僚决策特定组成部分的制度。在制度范式中,制度的概念非常宽泛,比如它包括有关体制中的主要法律秩序、道德规范、产权制度、权力地位的分配、对社会成员的激励机制,以及信息结构。制度范式特别关注的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特征是否 具有特定的体制特征。换句话说,这些特征是与体制本身有关呢,还是源于其他环境因素(如政治领袖的个人品质,日常的政治或经济活动,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和人口分布特征)?

(4)制度范式希望人们认识到现有的人类组织与产生这些人类组织的历史过程之间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一个在制度范式指导下开展研究的研究者必须从历史的角度来探求一个解释性理论。因此,制度范式的研究者要寻找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与历史(现实和过去)之间的联系。

(5)与 目前主流经济学不同的是,制度范式研究在一开始并不假设个人的偏好是事先决定的。它所关注的重点是社会条件和个人偏好是如何形成的,是什么塑造了处于特定位置的个人(或集体)的行为模式及相关动机。

(6)所有研究社会的范式都把静态模型作为分析工具之一,这只是因为方法论上的困难。所有的学者都知道社会事物总是处在不断变化之中。属于制度范式的那些著作的思想与那些不属于制度范式的同类著作的思想之间,区别在于前者对大变化、大转型感兴趣。例如,属于制度范式的著作研究一个体制内正在发生什么样的蜕变过程,该体制如何走向终结并让位于另外一个体制。他们关心一种体制如何转变成另一种体制,或者一种大体制的标准模式如何转变成另一种模式。

(7)制度范式的研究者认识到了与特定体制密切相关的低效率以及功能失调。例如,马克思并没有将资本主义的各种负面特征归结为工厂主的邪恶本性,而是看到了其中的体制根源。每一种体制都能够在体制内部修正其具有 巨大危害的体制特征 。但它们无法完全克服并彻底消除这些体制特征 ,因为这些特征深深地植根于体制本身,并且具有 自我复制的倾向。

(8)每一种范式都有 自己的方法论和典型的分析方法。制度范式研究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比较:通过与其他体制相对应特征的比较研究来更好地理解自己的体制特征,并分析其中的异同所在。目前正在进行的大转型为检验和发展制度范式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例如转轨应该保持什么速度?是否应该有一个全面的一揽子方案 ,或者是否应该分几个阶段来引入?在引入需要的法律规则方面什么才是最好的顺序?孰为先孰为后?什么是经济变革所需的政治条件?而什么又是政治变革所需的经济条件?在哪些方面可以任其 自然地完成演进、完成转轨,而在哪些方面又需要通过自上而下地推动来积极地去完成?

02

大转型:多维度考察转型

我认为必须多维度来考察转型。从集中管理的命令经济到市场经济是转型的一个维度。从较低发展水平到较高的发展水平,从一个农业社会到一个更为城镇化的社会是其他几个维度。从专制到民主,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察转型的维度。此外,文明、文化和理念都在发生变化。总之,转型有多重维度,经济转型是一个方面;政治、法制、文化等方面也在经历着转型,在经济转型中,既要看到显在的经济绩效,也应看到潜在的经济制度变革。

1. 经济绩效

首先让我们来考察经济增长,这也是人们最关注的转轨方面。中国经济在过去一段时间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平均增长率为10%左右。而入盟8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5%。虽然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但我需要指出两点。第一,尽管在转轨初期,这些国家经历了严重而痛苦的衰退,尽管没有俄罗斯那么严重,但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经济重又回到了正轨。而且就欧盟范围内看,4%~5%的经济年增长率并不低。实际上,入盟8国比欧盟其他国家经济增长远为迅速。

第二 ,中国与入盟国家经济增长率在数字上的差异也并不表明入盟国家的经济表现就逊于中国。因为中国经济之所以获得如此快速的增长,具有以下一 些特殊的原因。首先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在此基础上容易获得较快的增长。中国在改革之初,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处于工业化的早期阶段。经济学家有一个基本的历史认识,即早期阶段的经济增长都是很快的,后来速度就自然会放慢。而入盟国家是在经济的成熟期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因此两者的起点不同,增长速度自然有差异。其次,中国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有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储备,失业人口比较多,所以使得实际工资水平比较低,而较低的工资水平使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赢得了较强的竞争力。反观入盟国家,转型前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实际工资水平也比较高。实际工资水平直接反映在出口优势方面,而出口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这些方面,入盟国家不可能与中国展开竞争。但从另一层面看,入盟国家劳动力使用更有效率。中国这样的增长,我们称之为外延式增长(extensive growth);而入盟国家是一种内涵式增长(intensive growth)。

无论对中国还是入盟国家来说,现在更关心的问题并不是过去的增长,而是现在的增长是否是可持续的?对于中国,就内部环境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要素生产率优势会逐渐消失。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资源开始变得稀缺,工资水平不断攀升,城镇化比率也随之提高。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工资水平的提高。随着经济的增长,国民享受的福利开始不断增多,最低福利水平不断提升,这些都会给财政带来越来越大的负担,从而影响经济的增长。这时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就不得不面临一种两难的境地:如果不提高工资水平,成本优势仍会得以保持,增长率也能得以保证,但福利需求就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而如果提高了福利水平,那么就会降低成本优势,经济增长率就会降低。此外,中国经济虽然避免了入盟国家曾经经历的严重衰退,而保持了经济快速稳定的增长,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增长并不能自动得到保障。稳定增长取决于环境。比如经济过热就很危险,可能很难控制。

从外部环境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快速增长的出口,其中中美之间的贸易又扮演 了很重要的角色。中美贸易的基础是建立在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中国真实工资水平、福利水平、税率、汇率都比较低,这些因素都导致中国商品价格非常低。但其中也存在较为严重的问题, 如果美元一旦高估,中国出口就会下降得很快。现在美元被低估了,特别是美元对欧元被低估了,这导致中国的出口增长得非常快。尽管美元被低估了,但美国贸易却存在赤字,美国的财政赤字更为严重。非常有意思的是,与 日本、印度类似,中国外汇储备很高,这三个亚洲国家成为了美国最大的债权人。发展中的中国成为了债权人,而发达的美国成为了债务人,这种不合理的局面有必要做出改变。现在美国有两种选择,一是通过谈判与中国、印度合作,来改变现有的汇率制度,如果谈判不能解决问题,而不得不求助于市场来进行调整,这样就容易导致经济衰退。历史告诉我们,经济中的非均衡是不可能持续的。现在市场确实出现了非均衡,因此需要加以改变。最佳的途径无疑是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

对于入盟国家,未来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在的因素,这类似于它们过去的情况。8个入盟国家在转型之前是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的成员,与苏联经济实现了一体化。随着成员国经济的严重衰退,经互会解体、以苏联为核心的经济联系开始瓦解。这给入盟国家造成了很大的震动。8个国家加入欧盟后,将与欧盟经济实现一体化,这就使得入盟国家经济以发展与西方国家、主要是欧洲国家的贸易为导向。因此入盟国经济今后能否取得成功除了自身的因素,还要取决于欧盟的经济状况。如果欧盟经济能保持强劲增长 ,入盟国家也会从中收益,如果欧盟经济低迷,那么也会连累入盟国家经济的发展。现在整个欧洲的经济发展是比较缓慢的,所以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就不会很快。如果欧洲的增长率今后达到2%~3%,那么新入盟国家经济增长率可能会到3%~5%。如果在今后10~15年,这些国家经济增长率能够保持在3%~5%,就是一个可喜的结果。

衡量经济绩效有许多方面,除了经济增长之外,收入分配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我想指出的一点是,经常被用来衡量收入分配的代表指标—基尼系数虽然是一项重要的指标,但它只是用来衡量货币收入的,并不全面。但除了货币收入之外,我们还需要考虑公共品。公共品具有非常强的分配作用,却并没有包括在人们的货币收入中。如果我们仅仅参考基尼系数,我们可以发现伴随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2. 经济制度转型

经济制度转型是经济维度转型的另一个更为本质的方面。制度改革同样包括许多方面,综观各国的经济制度改革,我用一种简单的方法把制度改革分为两类:代价低廉的改革与代价高昂的改革。代价低廉的制度改革指的是比较容易实施、牺牲较少、受到较少抵制的改革;而代价高昂的制度改革则相反,指的是难 以实施、牺牲较多、抵制较强的改革。中国以往采取的是第一种成本低廉的改革,其中有很多适应中国情况的制度创新,具体包括以下6个方面:(1)农业生产的非集体化,(2)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放松管制,(3)集权经济范围的逐步缩小,(4)价格自由化,(5)开放贸易,(6)实行技术、教育、文化开放。

这些制度改革、其中的一些制度创新 ,比如乡镇企业的创建等等,都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部分。但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在其他6个方面却没有进行改革或没有完成改革。这些改革更难实施 ,牺牲更大,会遇到更强烈的抵制。而在这些方面,8个入盟国家则进行了改革 ,采取了代价更为高昂的第二种战略。这六个方面是:

(1)国有企业私有化:中国完成了对一些中小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但对一些大型国有企业还没有施行私有化。当然对这些大型国有企业进行适当的私有化谈论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其中必将有很多牺牲,会产生很多受损者和获益者,将会遇到很大的抵制。而入盟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这个进程。

(2)硬化预算约束,加强财政纪律: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与所有权结构存在确实的关系。

(3)清算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这个问题同时涉及财政体制。入盟国家在清算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时背负了沉重的财政负担,这同样需要付出很大的牺牲。这也是中国经济需要面对的巨大难题。

(4)监管体制改革。

(5)养老金制度改革。

(6)医疗体制改革。

在这6项代价更高昂的改革中,第1至4项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叠。如硬化预算约束 ,就必须要对商业银行的不 良贷款进行清算 。各项改革之间存在的重叠关系意味着需要进行联动的改革。就我个人的观点,其中最为困难的改革是养老金与医疗体制的改革,涉及改革的原则和具体操作上的难题,也是要付出成本和代价的。

3. 政治转型

仅仅强调经济转型是片面的,除了经济转型,还需要推进政治转型与法治转型。这正是入盟国家转型的特点。因为同步推进经济、政治、法制转型是必不可少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入盟国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的改革值得我们思考,这是非常有意思的经验。事实上,入盟国家在较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经济转型、政治转型与法制转型。

入盟国家在政治、法治领域的转型具有四个显著的特点:

(1)建立了一个法治的现代国家。我所要强调的是,这并不是实施经济改革的结果,而是与经济改革同步进行的改革。

(2)公民团体都可以公开自由地进行批评。这一权利由新颁布的宪法加以保护。

(3)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以公开、文明的方式表达不满与异议,人们不必担心受到什么压制,因此没有必要通过破坏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4)入盟国家建立了制度框架,在此框架内,不同的组织、不同的团体可以 有不同的观点,可以表达不同的价值观。这些特点确保了人们思想的自由表达,同时也保持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

从现实看,在入盟国家,社会并没有出现动乱,选举都是有秩序地进行的。一些人在实施政治改革与法律制度改革前 曾有担心,认为这些改革的实施会引发一系列问题,但事实证明这些担心是多余的。同步推进的转型并没有产生不良后果。现实告诉我们,完全可以在没有危机、没有动乱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在转型的同时,人们可以以和平的方式进行妥协与让步 ,而无须借助暴力。总之,市场经济是政治改革的必要条件,但并不是充分条件。通往市场经济的道路是漫长的,只有进行必要的政治改革,才能提供更 良好的外部环境。市场经济与政治改革存在一定的联系,如有好的市场经济,政治改革必然产生。但政治改革也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与经济改革相分离。从长期看,只推动经济改革,社会将陷入不利的政治环境。

4. 法治转型

我认为,法治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司法部门的独立。真正的法治是要司法独立的,政府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要受到法律的制约。真正的法治精神在于,不管多高地位的政府官员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我想,中国需要引入一些改革来加强法治建立,但这是一个过程。我也希望中国的法律工作者能够找到一些方法改进现在的法治情况 。我曾看到一些中 国学者的文献,讨论市场、民主和法治的顺序。基本上来说,真正要搞法治的话,离不开民主。法治转型也依赖于政治转型,如果政治不实现转型,法治化是不可能真正实现的。中国的孔子 、欧洲的马克斯·韦伯都有各自的一套官僚理论,其中虽然有差异,但他们都认为官僚应成为服务于公共事业和民众的公仆,廉洁而不腐败。但如果没有政治改革 ,没有民主制度,就做不到。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不搞政治改革,官僚体系就能真正做到社会公仆的独立性,这是很天真的想法。因为这时的官僚不是受到上层领导的影响,就是受到那些富人的影响,受大企业、大公司的腐败影响。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因此,只有通过提升透明度等等各种政治改革,法治转型才能成功。

总之,转型包括了许多方面,需要多维度来考察。如果仅仅比较经济增长率,8个入盟国家也许与中国有很大的差距,但人们不应忽视这些国家在其他方面取得的进展。这些成就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当这些福利国家在进行福利改革时,他们保持了福利国家的一些基本制度体系,其中包括覆盖每个公民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尽管保障程度很低,但满足了最低标准。国家出资保障每一位公民能获得免费的最低医疗保障 ,这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成就,而是代价高昂的成就。养老金体系同样也是如此。二是入盟国家在法律制度改革方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通过法官的独立实现了司法的独立。现在这些国家的法律体系与欧盟国家完全一致,具备了现代的法律制度。第三,引入了重要的地缘 政治改革。这些变化都为民主积蓄了力量。有人认为民主初开就意味着混乱,我认为这是误解,入盟国家的经历给予这种观点以回击。这8个入盟国家引入了民主,在社会不出现动荡,没有流血,没有暴力的情况下,以一种和平的方式进行了政治改革与法律改革。

03

大转型:突破转型难题的两大原则

仅仅依赖经济增长来解决转型难题是危险的。相反,要顺利地发展市场经济,法治是一个必须的条件。政治改革、法律制度改革等都是转型的重要方面,解决转型难题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出回应。

转型的难题何在?我认为转型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制度上的不一致性所造成的冲突。在经典的社会主义体制下,是内在一致的。而改革却会带来内在的不一致性。是否可以相对平稳地解决冲突,迈上全面而成功的转型之路是我们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也是我们必须审慎思考的问题。也许不同国家所处的环境各不相同,不同的学者对此问题也有不同的思考,但我必须指出两条基本的原则性意见:

第一,增长并不自然导致制度改革

经济增长有时候会让我们掉入一个陷阱,一个制度的陷阱,而且不能自拔。我们不能依赖这种事实:中国的经济增长非常迅速,它会把我们自动带入制度改革。对此,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有人认为有这种可能,有人则不这么认为。但如果我们回过头去看历史,却可以发现,历史上从来没有能够证明制度改革会自动发生的先例。即便我们现在主动致力于制度改革,也可能需要用十年,百年,甚至千年的时间来完成相关工作。因此,经济增长并不 自然导致制度改革。

因此,仅仅依赖经济增长来解决转型难题是危险的。相反,要顺利地发展市场经济,法治是一个必须的条件。政治改革、法律制度改革等都是转型的重要方面,解决转型难题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出回应。

第二,改革虽然是艰苦的,但不能推延与逃避

改革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不可能躲避 ,那些难题迟早总要解决。对于改革, 我想首先指 出,不可能存在没有牺牲的改革,尤其是那些艰巨的、代价高昂的改革。这些艰巨的、代价高昂的改革可以因困难而被一时推迟,却不可能永久 地拖延下去。现在大家都知道 ,国有企业改革不可能被束之高阁而永久推迟。今天你可以说让我们明天再来解决国有企业问题吧。到了明天,你又可以说到后天来解决也不晚。但你不能永远这么说。总有一天,问题必须解决。而且不断拖延代价高昂的改革的,其结果会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日积月累后的代价 也会更为高昂 ,更使决策者没有勇气做出果断改革的决策。

不错,如果改革者想有所行动 ,那么采取的行动一定有许多令人不安的副作用。但事实告诉人们,代价高昂的改革并不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认为在客观评价改革艰巨性的同时,改革者应具有改革的勇气,采取适当的改革步骤、通过公开透明的改革来破解改革难题。

改革者应具有敢于尝试的勇气。对于改革的负面影响,应客观认识,不应片面夸大。夸大改革的消极面既会打击改革的信心,也会成为一些阻碍改革者的最好借口。特别在产生强大的改革需求时,应该迈出果断改革步伐。这如同在手机投入使用之前,你不会需要手机;在没有电脑前,你也不会想使用电脑一样。在 自由成为可能前,我并不知道自由的价值判断是什么。只有在开始逐渐获得自由后,对自由的需求才不断膨胀。当你获得了一半 ,你就希望获得全部。在我第一次踏入中国饭馆前,我对中国饭并没有多大兴趣。但我光顾过中国饭馆后,我就开始喜欢中国饭。“摸着石头过河”—中国过去的改革方式给 这一点以最好的诠释。

改革顺序是重要的。我并不否认需要有政治智慧来寻找一个更好的顺序。改革确实应采取适当的顺序。我区分了两种所有制改革战略:战略A和战略B。战略A指的是由下而上的允许私人经济发展的战略。战略B是对国有企业进行快速的私有化。这里我比较的仅仅是所有制改革。对于两种战略,我并没有采取多维度的比较方法。战略A与战略B都是从所有制改革角度出发,而不是指价格改革、宏观政策或政治改革。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所有制改革大多采取的是战略B。这里可以比较两个改革齐头并进的国家: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捷克采取了战略B,匈牙利则选择了战略A,匈牙利与捷克在改革战略上存在很大不同。我认为匈牙利所选择的改革战略是正确的,而捷克的选择就不怎么正确。在所有制改革方面,中国也做得不错。中国首先允许私人部门发展起来。我对此举双手赞成。这绝对是正确的。

专栏 两种转轨战略的比较

战略A (有机发展战略)

1. 最重要的任务在于创造条件 ,使私有部门得以 自下而上地成长起来 ;

2. 以出售为基本手段,使大多数国有企业转为民营;

3. 必须防止国有企业财产以任何形式无偿分配;

4. 必须优先考虑能够产生核心所有者的企业出售方案;

5. 硬化对企业的预算约束 ,强化金融纪律,确保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

战略B (加速私有化战略)

1. 最重要的任务在于通过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尽可能快地消除国家所有制;

2. 私有化的主要手段是采用任股权证等形式的无偿分配;

3. 更偏好于形成分散的所有权结构;

4. 不强调私有企业 自下而上地发展和提升新生私有部门的地位;

5. 认为国有企业的私有化会 自动硬化预算约束,因而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

公开、透明使改革简单化。改革者往往需要承担很大的压力,尤其在面对代价高昂的改革时,沉重的压力会使改革者更为犹豫 。而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可以大大简化传统模式下复杂的改革。决策者需要向公众公开提供一些选择,并清楚、全面地说明改革的各种后果:如果选择走这条路,那么将获得哪些社会成就或经济成就,还会付出哪些代价;如果你选择 了那条路,将会有哪些收益,将会付出哪些成本。除了提供一些经济上的得失选择,也应提供一些政治上的、社会方面的得失选择。即使不告诉你必须这么做或那么做,至少也在每种选择上贴上价签,标明包括经济得失之外所有的得失。这样公开、透明的改革并不要求改革者去欺骗谁而承担良心上的谴责,也无须让改革者承担独断决策带来的沉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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