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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的由来与演变

201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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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曾给予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以巨大影响垂二千年。但是，在春秋以后的战国秦汉社会中，这种“儒”的出现却仿沸是一个十分突然的现象。在前于孔子的上古典籍如 　《尚书》、《诗经》、《易经》中，既没有“儒”的名称，也找不到关于儒这种人的记载。《汉书·艺文志》追述“儒家”学派的来源，仅谓“盖出于司徒之官。”然遍索《周官·司徒》 之目，却并不见称儒之官。因此，关于“儒”的名源以及来源的问题，一直是古代文化史中的一大疑案。近世自章炳麟、胡适以来，学术界对此问题作过不少探索，然迄未给予圆满解决。故 笔者不揣浅陋，钩索典籍，并借助近人研究成果予以综合，草此短篇。或能补前人所未逮，而为治史者进一新解欤？

一

章太炎《原儒》一文，谓“儒”的名称有三种涵义：

一、广义的儒，指一切方术之士。（《汉书·司马相如传注》：“凡有道术者皆为儒。”）

二、狭义的儒，特指古代通六经（《易》、《礼》、《乐》、《诗》、《书》、《春秋》）的学者。

三、专义的儒，则仅指孔子以后的儒家门徒。

章氏所列儒的三种义项，颇为精覆。就“儒”的本名而言，已无可增补。唯对于儒之何以称儒，又儒之一名何而能兼有三种不同的义项，则未能给予解答。故其后胡适撰《说儒》一文， 试图解决这个问题。

案古之所谓术士，不外乎六类：文、史、星、历、卜、祝，凡此皆儒也。

胡文引《说文》中儒字的训诂，谓“儒”有柔弱、懦弱的涵义。因而乃是周族人对于殷商遗民的蔑称。殷商士人入周后多沦作执丧礼的傧相，并因懂礼制而成为周人的教师。所以“儒” 遂成为周社会中此类有文化术士（包括孔子在内）的专称。案胡氏此说多出臆测。“大胆假设”，却缺乏“谨慎求证”。郭沫若作《驳说儒》辟之谓：“秦汉以后术士称儒，那是儒名的滥用 ，并非古之术士素有儒称。”（《青铜时代·驳说儒》），从而胡文之说遂不能成立。（刘节先生亦有类似于胡适的说法，谓“儒”乃墨家对儒家的蔑称。其根据亦在《说文》训“儒”为柔 弱的训诂。但《说文》此训实不确当，详论见下文。故刘说亦难成立。）

二

由上述可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两方面入手。即首先应解决名的问题，因此就必须讨论儒这个字的字源语义及其语义层次的演变。第二是实的问题，即必须研究儒这种人的历史身 份及其演变过程。

先来考虑第一点。

《说文·人部》：“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

从语义上说，这里对儒给出了两个义项：

语义1.儒，指柔弱。

语义2.儒，指术士。

极为明显的是，这两个语义并无逻辑的必然关联。因此，从逻辑上分析，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析取的关系，而非合取的关系。

认清这一逻辑关系非常重要。因为由此即可以形成一个重要的看法，在儒所具有的这两个并列的语义中，可能有一个涵义并非本义而是由别处窜入的。这个假设是否可以得到证实呢？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在汉字中，恰有一字之形义与“儒”极为相近，此字即“偄”（今通写作“软”）。《说文·人部》：“偄，弱也。从人从耎。”“偄”字只有一义，即柔弱。而其 篆形与“儒”极其相似。

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所谓“儒”的义训“柔弱”，是否由于古人将“儒”与“偄”形近致混、并且互相讹用的结果呢？这个假设在古典文献中确能得到证实。例如在汉代的《鲁峻碑》 中，“学为儒宗”四字中的儒字，正书作“偄”。这是古代此二字相混的例证。

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需部》“需”字条下注谓：“古耎旁、需旁字多相乱，盖篆书形近。”又“懦”字条下注谓：“驽弱也，从心、需声。……段氏玉裁谓即偄字。按耎、需偏旁 古多相乱，莫能定也。”

今案，朱说“莫能定也”不确。儒字本形作需（音亦反之），而需字本训无柔弱之义（说见下节）。儒字训诂中之所以参有柔弱的义训，肯定是由于在小篆及隶书中，儒与“偄”（软） 二字因形近而致淆的结果。

三

在《周礼》中，有一种最为常见的官吏，其名为“胥”，或书作“諝”。孙诒让《周礼正义·天官·序官》注中曾谓：“案《周官》之内，称胥者多。谓若大胥、小胥、胥师之类，虽不 谓什长，皆是有才智之称。”

但是就胥这个字的字形及本义看，它既非人的称谓，也不是某种职官的称谓。《说文·疋部》：“胥，蟹醢也，从肉，疋声。”《释名》：“蟹，胥。取蟹藏之，使骨肉解，胥胥然也。 可见胥的本义乃是供食用的蟹糟。但在礼经中，“胥”却是一种极其重要而常见的官名。对典籍中胥的训诂作一下归纳，其涵义盖有：

1.知数记事、有才智技艺者称“胥”（通于“諝”，《说文·言部》：“諝，智也，从言胥声。”朱骏声说：“经传中多以胥为之。”《仪礼·燕礼》：胥，“知数记事者也。”）

2.主事官吏称“胥”。（《仪礼·大射礼》郑玄注：“胥，宰官之吏。”《周礼·地官》注：“胥皆长也。”）

3.宴会司礼、祭祀主祭，丧礼傧相称“胥”。（《尔雅·释诂》：“胥，相也。”《方言·第六》：“胥，辅也。”《仪礼·燕礼》注：“胥，膳宰之吏也。”）

4.司乐之官称“胥”。（《礼记·表大记》注：“胥，乐官也。”《礼记·王制注》：“小胥，大胥”，“皆乐官属也。”）

5.古代乐官亦即乡校中之教师。故胥是乐官亦兼是学官。

（俞正燮《癸已存稿》谓：“大司成，小司成，乐胥皆主乐。周官大司乐、乐师，大胥二小胥皆主学。……通检三代以上书，乐之外，无所谓学。”）

6.颜师古《汉书·武王子传》注。“女须者，巫之名也。”“胥迎女巫李女须，使下神祝诅。”

《左传·昭十年》有占星术士名申须，凡此诸须，实即需、儒也。

总而言之，在周代社会中，“胥”乃是乡族基层官吏中一种极其重要的人物。《周礼·地官》论闾胥之职称：“闾胥各掌其闾之政令。以岁时，各数其闾之众寡，辨其施舍。凡春秋之祭 祀、役、政、丧、纪之数，聚众庶。既比则读法，书其勤敏任恤者。”由此可见，“胥”乃是乡间中主持礼乐、祭祀、行政、教育、文化；集诸任于一身的一种重要人物。然而“胥”这个字 本义却与其所担任的这些职事毫无关系。很明显地，胥是一个借声字。然而从职能上看，“胥”这种人，与甲骨文中的需，以及春秋以后出现的“儒”，以至《周礼》中曾一见名的“师儒” ，均极其相似。而胥、需两字音类相近确可通转。（案，“胥”字音在心母鱼韵三等平声，需字音在心母虞韵三等平声；相通。）这样，从语音以及“胥”、“需”所担任的司礼、司乐、司 教、司文的职能上，都有充分理由断定，《周礼》中称作“小胥”，“大胥”的“胥”，即后世的“小儒”，“大儒”和“师儒”。

四

孔子年轻时，正是从“胥”出身。《史记》记孔子幼时，“年少好礼”，“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及稍长，又尝为季氏族任小吏以及助祭和傧相。这正是孔子出身于“胥”这个阶层 的确切证据。又孔子一生，以博学多知、诲人不倦著称于当世，而这又正符合“胥”（ 諝）的另一个语义：“胥，有才智之称也”。《论语·宪问》记孔子言论谓：“文之以礼乐，亦可以成 人矣。”孔子一生事业，所务在“克己复礼”，“唯礼乐之用所先”。儒家之学，独传在六经六艺，而重点则在礼乐。前已论证，胥是商周时的礼官、乐师。兼为传授六经六艺的教师。由此 可见，孔子所创的儒家，所继承的其实正是古代“胥”（需）的文化。所谓“儒”，实来自“胥”，亦即需。（关于这一点，还可以引为旁证的，是儒、需、胥三字，在古代典籍中均音义连 通。例如：《文选》左思《魏都赋》李善注引《庄子》：“尹需学御”，而《吕氏春秋·博志篇》作：“尹儒学御。”此是需、儒同字之例。又《周易·彖传》：“需，须也。”《周易·归 妹·六二》：“归妹以须”一句注引郑玄语：“须，有才智之称”，则须与胥通。因之亦与需通。）

综上所论，需在商代乃是一种礼官和祭师。而在周代则是礼官、乐官、祭师又兼学师。在《周礼》中，需以近声字被假借作“胥”。而在春秋以后的文学变迁中，需增“人”旁，又书作 儒。所以商代的需，周代的胥，就是春秋以后“儒”与“儒家”的前身。因他们在社会中属于特殊的地位。其职业的特殊使他们沿袭有特殊的装束，亦即所谓“儒冠、儒服”。其特征是“逢 衣浅带，解果（形容高也）其冠”（《荀子·儒效》）。即宽大恢宏的衣袍与崔嵬高耸的礼帽。

同时胥又是周代社会中广义的有才智之士，即知识分子的美称。所以春秋以后形成的诸子百家，凡有道术者，皆可在这一意义上称作“儒”，即“术士”。（例详见章太炎《原儒》）。 但是儒的本义则始终是礼乐之师。“儒以道得民”（《周礼·天官》），“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周礼·天官》贾公彦疏），“古之儒者，博学于六艺之文”（《汉书·儒林传 》），乃是正统意义上的“儒”。孔子所开创的以礼乐为教的儒家，正沿循着“儒”的这一语义发展而来。

又，班固《汉志》谓“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司徒之徒字在金文中均作“土”（见郭沫若《金文丛考·周官质疑》）。司即司社。其职乃负责邦国之农政、社祭与学政。而里社 中之群胥正隶属于司徒之官。所以《汉志》所言，亦非无根之谈耳。

（原载《诸神的起源》，何新著，三联书店，1986年版。编校：黄世殊）